中国如何融入大型收购基金的全球策略
“中国金融市场”第六届年会于2007年11月13日在香港召开。这一年度盛会过去一直在纽约举行，由《亚洲华尔街日报》携手美迈斯律师事务所主办，由香港总商会和亚洲协会协办。
主持人：谢谢你们上台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意见，这个部分我们只有30分钟，如果你们提问的时候能够简单一点就可以较好地利用我们的时间。中国对你们的事业来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市场，那么它有多大的影响呢？比方说我们看看上海IPO今年的数字已经达到600个亿了，所以斯蒂芬先说好吗？
贝恩资本董事总经理斯蒂芬：中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我们销售的水平是1100亿，有很多客户他们觉得中国是我们的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所以整体看全球的市场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中国的市场增长的那么快。比如说我们所有的资本，其实在8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帮助一些资本的公司，现在我们每一个范畴都有很多的经验，中国就是一个最好的地方，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专长去协助他们增长。
我认为这个市场对于一个银行或者是公司来说，中国这个市场有多重要我们要看长远的。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做投资，但是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有多流动，最大的就是在美国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不可以再找出第二个美国的市场。但是如果我们不说美国的话，第二最重要的、最有实力的就是中国的市场。如果你不进入的话你就会有很大的损失的，我们有一些最有吸引力投资活动都是在中国里面出现、进行的。同时我们对将来增长的潜力还是看好的。我们不能在世界其它地方找到另外一个像中国的市场。
你在中国看到哪些挑战呢？比方说ZF花了很多的时间才能批准一些的贸易，或者股市增长的非常快。
我想问你短期还有长期的挑战有哪一些呢？
最大的挑战就是要说服我们的投资者给我们一些钱进中国去投资。但是老实说中国内地的挑战其实在任何最资本的市场，所有的市场都是差不多的，比如说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我们在其它的国家都看到有同样的挑战，比如说的价值应该如何去评估，这一系列的投资就比较关注它，他们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投资呢？但是现在中国的市场吸引了很多稀有的资本，现在有很多的竞争，可能有一天我的年纪已经很大的妈妈都会打电话给我要买一些中国的基金了。现在每一个人都在中国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投资的方法，但是同时我们要面对一些归管的方面的挑战，同时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交易要做对了。中国归管方面是比较复杂的，同时这个市场走势非常的强，所以你做这些活动的时候，可能你要负担的费用是比较高的，所以你要确保你付的费用水平是合理的。
但是说到这么多的挑战，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市场，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些的话，可能你就要考虑别的地方，你要进去中国的市场，不要以为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让你发达，变的非常的富有，因为中国的ZF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控制他们的经济，但是私有的资本他们是欢迎的。中国现在有那么多我们带去的资本，比如说管理技术，对于出口市场的进入这方面本身可能比资本本身还重要。
斯蒂文，如果我们再往前走一步，我想问一下，当市场开放给私有的资本的时候，五年还是需要十年呢？
我认为需要长时间的，比如说在欧洲，我们87年成立了一个公司，其实在欧洲这一类的工作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我相信斯蒂文说的是对的，你需要现在就进入这个市场，你需要有承担的去做。同时市场变的透明的时候，他们的标准跟欧美的拉近以后，资金不断地流入，市场也越发发展的良好。如果你是一个全球的投资者或者是资本的拥有者，你要面对的事情呢？在其它的市场可能跟中国的市场是不一样的，但是杰西也谈到，我们都可以假设一些最顶尖的公司，不单单是做投资而已，同时在全球不同的地方都做一些增值的工作，比如说他们管理的技术、技能都会不断的提升，这些东西对于中国的经济都是很有用的，可能需要五年，但是你要做好准备，你的投资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就是做一些高质量的投资，投资在一些品牌上面、声誉良好的公司上面。
有这样的说法，就是金融工程的，我们不是一些化学的工程师、其它的工程师，但是你说金融工程师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不了解到底说的什么东西，比如说在中国，可能就是把一个档拿来拿去做一些东西，当中是否提供一些管理的技术，或者是帮助中国的公司是否在增值、帮助他们在海外并购呢？我相信在中国成功的一些人员，就是在工程的这个层面去增值的。全球的一些私有资本公司，他们好象刚刚发现了中国这个市场，他们不单是跟他们同行业的人去竞争，同时还要跟国内的一些专才去竞争的。在将来你们会看到我们最大的竞争不是我们同行，而是香港本土的一些公司带来的竞争。
我们谈到专才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谈的就是人才，比如说中国还有一些跟外国联营的公司，或者是资本的投资，可不可以给我一些的例子呢？比如说斯蒂文，你们跟一些中国公司也成立了一些合资公司，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里面的工作呢？比如说有一些证券的工作，你们跟3COM有合作，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历史呢？证券这一方面。
其实我们跟一些国内的公司合作了很多年，至于将来我们会是一个很好的伙伴，我们会在中国内地发展一些用在中国本土的技术，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国的公司吧，因为它的销售还有利润都是从中国而来的。同时我们的产品是高质量但是低成本的产品，我们做过的技术投资超过60项，我们用我们的专才不断地渗透本土的市场，同时也教给本土的一些人他们需要的工具。
这样的专才是市场推广吗？是打开门户吗？你跟一家中国的公司商谈的时候你们会说什么呢？
首先我们会跟他们成立100天的蓝图，里面包括我们的股本的安排如何最大化、客户的利益等等。所以就是一个跟管理层商讨的程序，同时要点出公司可以使用的一些机会在哪里，我们跟他们分享，比如说在美国市场里面的一些接触点，就是把一些国际的东西带进联营的公司。但是主要是经过了几年，我们要把这个公司变成更加好的企业。
主持人：那么ＤＡＶＩＤ（凯雷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你的例子呢？
ＤＡＶＩＤ：其实中国的公司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新兴的公司，他们是跟ZF没有关系的，而是一些企业家自己成立的同时快速增长的。这些企业家他们想要的不单单是资本，同时也是要把一个小的公司变成成一个大型的公司，变成一个上市的公司。
第二种的企业或者是公司就是国有的，这些国有的基本上就是ZF的一些单位，可能没有私有企业他们里面有的一些专才，所以他们就需要一些在私人的市场里面有经验的专才帮助他们，处理一些比如说会计的事情。这个大的企业最终可以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公司，有一些公司就是已经私有化了，可能在联交所已经在做交易，但是他们寻找一些海外的伙伴、方法做一些东西，因为他们的市场主要在海外。
还有一些公司好象第一类、第二类，他们就是要找一些市场进入的方法，就是海外的市场，所以我们就要寻找一些方法去帮助这些公司，三种都有的，一般来说如果你跟企业、公司很直接地说你可以贡献什么，不可以贡献什么，那么当中就不会有任何的误解，他们不会误解你想做的是什么事情，但是有时候中国企业他们寻找的东西或者是ZF官员寻找的东西，你自己没有的，你就要老实地告诉他们，如果你是非常老实地告诉他们你的专长在哪里，那么你的关系就会健康的发展，这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司，增值的过程都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可以举一些例子吗？
ＤＡＶＩＤ：我们在中国投资一个金融服务的公司，他们企业的架构是非常复杂的。后来我们进入以后就把他们这个架构简化，让投资者和外面的人就比较容易理解公司的架构，同时也加进了一个策略性的伙伴，让公司可以在一个国际的层面去运作。公司的管理团队决定跟我们合作，这个决定是很好的决定。
你们做的工作我们都提到了一些政治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一般都会是投资者关注的方面，比如说主权财富基金在中国或者在其它的地方都希望在他们的市场做成一些交易，那到了外国有很多政治上的问题，或者他们这些交易会不会有更广阔的动机，那么你们的看法经验是什么呢？
主权财富基金都已经带来不同的影响，有一些公司或者一些私募基金的公司都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度百）在私募基金方面有很大的推动，因为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专业支持，他们觉得可以达成一种回报率，而且巴黎也希望可以建立可观的业务，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很多的资本，有石油等等很多方面贸易的影响，总的来讲都是好的。我们有的最大的风险就是主权财富基金和其它的基金对于私募基金可能有反面的影响，所有的投资机会都会下降，这对于权力世界都是很糟糕的事情。其实如果你看看三十年代，我们是经济衰退当中最坏的一个国家，因为我们有主权财富的基金，然后我们后来停止了互相投资，这个是非常差的发展。
在全球的投资方面有这些的主权财富基金，其实有两种，一种是被动的投资者，比如说新加坡的GIC或者（奥克到比），他们投资在其它的交易、其它的基金、其它的业务里面，他们主要是看回报率，然后有其它的姐妹公司，比如说新加坡的（吗斯特），或者（非可到比）另外的姐妹公司，他们比较活跃，去控制所有东西，也会更参与到更多他们投资的企业里面的管理。
（瑞报都）最近买了一家公司的股权，但是他们更活跃于做其它世界各地的投资，有些国家的官员都比较关注这个情况，最后应该不会立法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觉得市场应该可以处理这个问题而不需要立法，但是这些机构可能会改变市场的情况，而且（奥克到比）的投资，在他们的基金里面有8500亿万是很多的钱， CIC用2000亿来成立这个基金，他们中央的储备有1.2万亿，这个我觉得将来的模式就是有一些活跃的私募基金，有一些主权基金会投资在私募机构的基金，他们只是提供被动的资本，从现在开始十年后，其实不会是所有私募基金的公司都是美国公司，可能在亚洲或者中东会说我们这里应该有私募基金的公司，但是他们也可能会投资在其它国家，所以中国、中东或者亚洲的人，可能会投资在一些私募基金的机构，就是以被动的方法，这些机构不会由ZF来拥有，但是里面有很多ZF的资金，很多私募基金的机构，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其它不同的国家来运作。其实很多的主权基金也会希望收购不同的公司或者业务。
好了，看看台下有没有问题呢？
你好，我来自大陆我姓洪，我想问问凯雷的总经理鲁贝斯坦先生，收购那么多好的上市公司，你为什么对习工（音）集团公司这么看好，还有中国ZF怎么会批准凯雷公司收购习工集团的？
我想有很多非常有吸引力的上市公司在中国，为什么私募基金没有买这些公司，是不是这样的问题？我想我们需要逐步来看，有一些公司在中国上市，有非常高的市场估值，现在很难去融资，因为现在有债券市场，我们也需要看看里面的估值。现在有其它更多的机会，就是在中国仍然有一些公司没有上市，是私人的公司，同时毫无疑问，未来将会有改变，中国的股市可能会下跌一点，当公司的价钱降低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一个更吸引人的机会。当市场下跌的时候，或者在中国在其它新兴市场，在1997年或者之前，在市场下降的时候，人们就离开，他们可能说我已经受够了这些新兴市场，我要回家，我要走到一些比较安全、比较熟的一些市场，现在人们觉得，如果中国市场下跌或者香港市场下跌，这是一个很好的购买机会，而不应该离开，所以可能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市场下跌的时候会买进，而不是在1997年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有一些上市的中国公司也会受到一些私募基金投资者的投资或者购入。在美国也用了很长时间才可以看到一些私募基金买进很多的上市公司，当然也有一些私人公司可以投资，所以正如斯蒂文（音）所讲，应该慢慢发展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同时也会响应市场的状况，现在的市场已经在一个高位了。
你觉得政治怎么影响你的业务，美国、中国的关系经常都有波动，以前美国、中国的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有很多的公司都受到政治的影响，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大型的私募基金公司，他们（被可装每节）他们跟这些人也有非常紧密的政治的关联，你觉得政治对于你们的业务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有点不同，我们是讲一些投资在中国本土的公司的一些资金，所以你是美国公司，跟你是一家中国的公司有不同。我们是看基础因素，所以我们会考虑政治，政治会影响资本的流入流出，当然我们也需要看看有什么限制，如果是买进中国公司，那我们不觉得中国ZF会做一些不利于中国公司的事情，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放行保护主义，这个对于私募基金或者经济本身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美国一般都是去分开政治、商业跟经济，但是当然他们之间仍然是有一点的联系。在基金的市场里面，你会看到越来越大的商业跟ZF、跟政治的互溶，在新兴市场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国家的政治是怎么运作，如果政治真的会影响商业的决定，或者当国家越来越成熟，那这个分权就会没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在中国运作你要明白中国ZF、中国的政治，如果你不明白政治，那你就不明白某一个商业的交易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样，所以我觉得一定需要明白中国的政治，我不是说一定会影响你做不做一个交易，但是对于政治的了解，这个对于很多在中国做生意的人一定是很有帮助。
我觉得在全球政治跟投资已经融合起来，比如说环保的运动，或者政治现在对于投资也有越来越多的策略性的看法，在美国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需要找一些中国非常棒的管理人，因为他们非常明白而熟悉中国的政治情况。我们做的交易很多都是在香港、韩国、台湾、新加坡、东南亚，现在亚洲的市场改变了很多，重点是在中国跟印度，在1997年的时候没有这么多大规模的私募基金，我不知道十年后的市场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中国跟印度在私募基金方面会越来越成熟，同时会得到越来越多的私募基金的资本。中国跟印度会是两个最重要的私募基金的市场，不光是在亚洲，而是全球。在未来五年你的钱会投资在哪个国家，当然中国是其中一个选择，你不可以投资太多的钱在里面。这个也不是一个你们需要担心的问题，其实未来的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是11%，所以即使要放慢都可能会维持在8%到9%，所以中国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的地方，所以在未来我想没有人可以避免投资在中国，我非常同意戴文。
之前在NBA，姚明初赛，那个节目有两亿中国人收看，所以你会看到中国的市场增长真的非常的可观，所以如果可以在这里投资一定是很刺激的。关于中国的规模的统计数字真的非常可观，很了不起。最近我听到有五亿个手机在中国，是非常令人惊异的数字，中国有多少个城市超过一百万的人？你们知道吗？有多少中国的城市超过一百万人口呢？80？150？其实是170，有170个城市超过一百万人口。在美国我想只有超过10个或者12个城市，所以我想你到中国，可能你会很难明白中国的事情，在我的国家，我跟很多投资者讨论很多都没有到过中国，所以如果你不到那边，你就不会明白那边的机会有多大，潜力有多大。现在在中国，就是好象美国在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间接于1975到1978年的时候，当时美国八十年代的情况就好象中国现在的情况，未来十年会看到私募资金的蓬勃，如果你们有机会在那边投资，就一定要做。
